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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租再涨下去有勇气生孩子的就只剩迅哥了-【zixu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5:13:31 阅读: 来源:防虫网厂家

原标题:房租再涨下去,有勇气生孩子的就只剩迅哥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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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帝都北京搬到魔都上海,鲁迅伯伯发现自己低估了魔都的居住成本。在帝都,他租得起大院子,也买得起大豪宅;在魔都,就算是他这样社会地位的名流,挣的钱也不够买房,也只能暂时租住在景云里的石库门亭子间里。

不奇怪,不要看现在帝都魔都的房价差不多,退回去几十年,北京的房价不但比上海低得多,甚至连广州杭州南京这些都比不上。当北京的房屋有119万间时,北京的常住人口也才只有150万。房多人少,租房比买房更适合。

所以租房就成了当时北漂的第一选择。冰心他爸从国外回来,一家人租了一栋堪比王府那么大的宅子,后院宽敞得可以开游乐场。胡适1917年从美国回来到北大当教授,租的四合院月租也就20块大洋,而胡适的月收入是两百大洋起。就算不是胡适这样的海归精英,低收入人群像丁玲这样的文艺青年也能找到地方栖身,房子破旧但租金便宜,几块大洋而已。

但破房子住得实在不舒服。丁玲和胡也频这对小情侣收入低,好一点的房子都入不敷出。他们曾经跑遍整个北京城,见到招租广告就去看房子,看完之后就叹气,因为钱不够。

当然鲁迅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。他到北京后在绍兴会馆租住了好几年,直到将近四十了,才买了八道湾十一号这座大宅子,房子好几十间。

虽然跟周作人后来闹翻搬出来,但鲁迅跟着又买了一栋小院子,占地400平米只需要800块大洋,而当时鲁迅一个月的收入就是三四百大洋。

但鲁迅去了上海之后,才知道魔都的房价会吃人。在上海租一座小房子,每月房租加上“巡捕捐”,足足160块大洋。半年的租金,就可以在北京买一座院子。即便经济宽裕如鲁迅,1927年刚到上海时也不能租好房子,只能先在虹口景云里的石库门亭子间里栖身。

鲁迅当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茅盾和叶圣陶当时都是他的邻居。这些文坛大咖地位和收入都不低,但比起上海的天价房租,他们只能负担起这样的房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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亭子间是这样的:马路两边一排排小里弄,里弄两边一座座石库门。进门是一个小天井,天井另一头是两层或三层的小楼,楼下客厅楼上卧室。上下的楼梯建在小楼背后,楼梯旁是小厨房,小厨房上面再搭建一个小卧室——这就是亭子间。厕所?不存在的,只有便桶。

早在鲁迅来当沪漂之前两年,郭沫若就从日本携妻带子回国来租住在这样的亭子间里,跟其他租户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水龙头。每天弄堂里人声鼎沸,叫卖声麻将声敲钟打锣声,基本没有一刻安宁。房间窄小,郭沫若往往刚一动笔写作,就被孩子的哭闹打断。

梁实秋则对来自楼下的一切都印象深刻,在《亭子间生涯》里他写道,“厨房里杀鸡,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,都听得见鸡叫;厨房里烹鱼,可以嗅到鱼腥;厨房里生火,可以看到一缕缕的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……”要想体验人间的烟火气,亭子间倒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。

不要以为这样的房间条件差,能租亭子间的几乎都是白领或是中产阶层。上海的衣食住行,被“住”弄得焦头烂额的大有人在。在街上看到的西服笔挺、衣着光鲜的俊男靓女,要是跟踪他和她到栖身之地,住在亭子间甚至楼梯下小隔间的屡见不鲜。

就算是这样,也还有大批沪漂咬牙坚持,因为当时上海实在是当时中国发展机会最多的城市。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的稿费一个月六七块大洋,到了上海就猛增为一百多大洋——然而房租当然不会给他们攒钱的机会。为了省钱,他们跟单身好友沈从文在法租界善钟路合租一间房,房子里除了一桌一椅一木床之外,就只剩一块地板。于是沈从文睡床,丁玲和胡也频睡地板。

因为合租同居这事,丁玲后来总是被人指责生活作风有问题。后来他们还是搬走了,在永裕里找了个单间。没有厨房用,煤油、米袋、炉子和碗筷全放在床底下,要做饭吃就从床底下拿出来,不用了就要赶紧放回原位——不然就没有走动的地方了。

但亭子间终究条件太差。鲁迅忍了两年多之后,搬到了北四川路公寓里的公寓套房。后来的张爱玲,一成名就跟姑妈合租公寓。公寓的条件比亭子间好多了,但价格也贵不少,一个人负担实在是问题具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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魔都房价为什么会那么离谱?因为它是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以来开埠最早、外资投入最多、发展最国际化的城市。沿着外滩一堆建筑,全是外国商人的产业——而且只租不售。

除了洋人,还有权贵的富二代也是大房产主。李鸿章的儿子、盛宣怀的女儿,都是在上海有大量房产的主,一条街都可能是他们名下的产业。每年就算什么也不干,光收租金也是日进斗金,完全不存在坐吃山空的问题。与之相比的是下层贫民,公务员的薪水只够租最便宜的房子,而一旦失业生计无着,除了离开就只有跳江了。

高房租虽然不会让每个人都去跳河,但至少会让许多人不会考虑生孩子——生下来就是为了再度降低人均住房面积的?1931年,在战争和瘟疫都还没爆发的第一季度,上海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死亡率0.6个百分点了,全市超过45%的育龄女性选择不生孩子,一定要生也只生一个。国民政府主计处的《统计月报》给出的解释是:大家不生孩子不是相应政府号召提倡节育,而是生活居住成本太高——何必让下一代也跟着受罪。

逆流而上的只有迅哥儿。1929年,鲁迅在亭子间里迎来了儿子周海婴的诞生。第二年5月,全家搬到了几百米之外的公寓里,条件好了不少。再过三年,搬到了大陆新村租住独门独户的洋房,一直到去世。

虽然上海买不起房的人千千万万,但像鲁迅这样虽然买不起但能逐步改善租房条件的,也还是少数。更多的人是随着房租的升高,熬到实在呆不下去的时候离开。

买不起房子,所以不敢生孩子;房租涨了,收入却原地踏步。这样的生活七八十年以前,就已经是大都市的常态。连鲁迅这样的大V,也不是想住哪里就能住哪里的,又何况万千不为人知的蝼蚁小民。时代来来去去变了又变,生活的艰难却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,从来都不变。

参考:李开周《民国房地产战争》;黄强《趣民国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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