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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时期地方势力如此强大为何没有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局面呢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1:34:59 阅读: 来源:防虫网厂家

晚清时期地方势力如此强大 为何没有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局面呢

晚清地方势力崛起为何出现藩镇割据局面,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,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,给大家一个参考。

唐朝建立后,继续推行北朝以来的“府兵制”,大搞“兵农合一”,士兵平时耕田种地,战时自备粮食、武器去追随将领出征,战争结束则“将回朝,兵归府”,这既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,又可以防止兵将勾结,从而酿成割据。唐朝玄宗开元之后,土地兼并严重,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“府兵制”瓦解。此外,唐玄宗好大喜功,屡次对外用兵,所以唐朝只能搞“募兵制”来满足需要,从此兵归将有,最终酿成“安史之乱”。为了镇压叛乱,唐朝只能靠“藩镇兵”,也就是利用藩镇去打藩镇,结果是出现“藩镇割据”,唐朝因此而灭亡。

太平天国运动时期,清朝八旗、绿营两支正规军(国家军队)毫无战斗力,满蒙贵族更是拿不出一位统帅之才。为此,清朝只能将“剿贼”重任寄托在以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汉族地主身上,利用“湘军”、“淮军”、“楚军”这些私人色彩浓厚的武装力量去剿灭太平军。事实证明,这些私人军队确实扑灭了号称拥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军,不过中央集权却由此而衰落。有意思的是,虽然清朝中央集权衰微,地方汉族势力强势崛起,却没酿成唐末那种藩镇割据之局面,这实在是很有意思。

先看,清末地方汉族势力究竟有多强大。清朝入关以来,虽然时常强调“满汉平等”,中央高级官员“满汉平分”,各占一半。但是,满蒙贵族地位还是要高于汉族官僚,尤其是在总督、巡抚等封疆大吏之设置上更是如此,全国八大总督,满蒙占绝大多数,地位至关重要的直隶总督则不许汉人染指。不过,太平天国运动之后,这情况彻底发生改变。同治三年(1863年),湘系集团控制着全国八大总督中5席,若是连同其他汉人督抚在内则更多,总督7席,巡抚全部,而且这趋势还长期维持并不断强化。甲午战败后,清朝编练新军(仿照西洋模式),也是由汉人督抚来主持。八国联军侵华时,张之洞、刘坤一等地方督抚拒绝奉诏北上勤王,而是私自与列强搞“东南互保”,无视中央权威。

既然地方力量已经如此强大,且时常对中央政令“阳奉阴违”,为何清末却没出现唐朝中后期那种藩镇割据之局面呢?这里告知答案。

要回到这问题,我们先来说说“藩镇割据”所必须的条件,或者是必备要素。在中国历史上,出现藩镇割据局面在两个时期比较明显,即是东汉末年以及唐朝中后期。通过比较发现,这两个时期都有一些共同因素。就国内而言,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,已经基本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能力;传统儒家之“君臣”观念受到冲击,将领多行伍出身,文化水准低,思想包袱轻。就国际局势而言,周边没有强大对手可以威胁华夏文明安全,国家战略环境比较好。就两项标准而言,晚清并未完全具备,没有东汉、唐朝哪种“藩镇割据”之土壤。

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,地方汉族势力强势崛起,中央集权衰落之历史事实不容否认,无可争议。但是,晚清手握地方实权的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张之洞、刘长佑、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却并非“行伍”出身,而是饱读孔孟之学的知识分子。要知道,自从南宋朱熹改造儒学以来,理学思想中之“君臣纲常”观念深入人心。在此种背景下,一个饱读诗书(朱熹主事过的四书),追求科举功名的士子,若想让他去搞混战,做出有违背“伦理纲常”之事,那简直是不可思议。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实力,从思想上来说,他们就无法接受如此做法。此种情景,在晚清时期道出可见,尤其是以儒家“经世派”中心自居的湖南省更是如此,他们将“治国平天国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

湘军早期创始人和精神支柱是罗泽南,这绝对是一个典型的励志哥,绝对是程朱理学的坚定拥护者。一般而言,在民不聊生之时,底层群众会“揭竿而起”,效仿陈胜、吴广、刘邦、黄巢、朱元璋、李自成等打江山。但是,这对贫穷得一无所有的罗泽南不适用。若说对现实不满,没有谁比罗泽南更有资格,包括落魄才子洪秀全、烧炭佬杨秀清。要知道,罗泽南因为家穷,吃不到饭,一年内连续失去包括妻子、儿子、侄子在内的九位亲人,而自己还因没钱买药而落下病根子。可是,罗泽南并没举旗造反,而是继续搞学问(没钱还搞学问,不简单),坚持发扬程朱理学之精神。太平军杀进湖南时,他先曾国藩组建“湘军”(将领均是他学生,曾国荃、曾国葆、李续宾、李续宜、蒋益澧等),带领这帮人去保家卫国。由此可知,在罗泽南此种精神影响下,他们岂会公开挑战中央。即使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,张之洞、刘坤一搞“东南互保”时,事后还上书慈禧,说明自己之所以这么做,实乃有不得已之苦衷。

除了传统儒家“伦理纲常”观念深入人心,近代中国多灾多难也不允许他们效仿唐朝中后期之节度使搞“割据混战”。在曾国藩、胡林翼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地方实力派之努力下,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,大清王朝迎来了所谓的“同光中兴”时期。不过,此时的“中兴”并非真的“中兴”,而是内忧外患依然严峻,尤其是外忧。19世纪七八十年代,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,西北、西南、东北有“塞防危机”;东南沿海则有“海防危机”。列强队伍中,除了传统欧美各国,还加入了新崛起的日本,中国战略压力骤增。尤其是日本,先霸占琉球、后侵犯台湾、朝鲜,公然挑衅大清在远东的主导权及其延续几千年的“宗藩体系”,侵略之心昭然若揭。在此种大背景下,以“天下为己任”的这帮地方实力派们(儒家代言人),怎会自己搞窝里斗呢!他们应该“尊王攘夷”,维护天朝上国之尊严和威望。

总而言之,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实力派强势崛起是事实,但由于这帮督抚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,再加上近代中国出境堪忧,他们自然不会搞混战。不过,随着清朝灭亡,儒家思想衰微,由行伍出身担任地方大员的都督、督军们已经没了思想上之包袱,军阀混战之局面立刻上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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